记者：适应与抗衡

周五那餐，把我五天下来积郁的不良情绪推至高点。

“不要问那么多。”这句话把我逼到意志的最尴尬处。

领导不久前才跟我说，没有价值的新闻归咎于半路出家的工作者的素质和敬业问题，鼓励我把无聊的会议新闻延伸、做活。下午官员会议结束，我问记者，去拍拍会议重点提及的服务站吧。不用。那现在干什么。吃饭。这么早吃饭，哪吃。不要问那么多，跟着队伍走。在车上，我不知道往哪儿去干什么，我也不能多问，稿子也不用我写，有专门的宣传官，吃饭时记者拼命吃，肚子鼓胀，我却在次日腹泻。我像是个傻瓜，跟着官员开会、吃饭的傻瓜，没有任何价值。

四年形成的对这个职业的理解，在烟熏缭乱的会议室、求其搪塞的同事间只能藏得深深。瞌睡，思想空虚、钝化，我真的很辛苦。

我在短信跟强哥说，耻为记者。别人听说我是STU毕业的，肃然起敬，我有愧于心。别人听说我是记者，说记者是揭露丑闻的，我无颜以对。出身高校，应该有得体的形象和品行，不是吗。

既然决定回来，就得适应它，不是吗？我可以适应，只是担心到最后，不知自己会是个什么样，不知道怎么抵抗和平衡才能好好生存。